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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争论中艰难推进
来源:《党史博览》  作者:许人俊  点击次数:

图为1983年邓小平(前右)、胡耀邦(前左)、万里(中)等到十三陵参加植树活动


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进行组织调整,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。包产到户首次在中央文件上落户

1978年到 1980年,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每年都有变化。群众把这种变化风趣地比喻为:不准落户口——勉强同意上黑户口——批准上社会主义的户口。这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,在争论中逐步排除“左”的思想干扰,不断加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。

尽管包产到户多遭磨难,但它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仍然顽强争生存、求发展,尤其深受那些贫困落后地区群众的欢迎。安徽肥西县山南区,1979年有近80%的生产队包产到户,结果小麦产量达到 2010万斤,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1435万斤,增长幅度很大。凤阳县实行包产到户后,全县粮食总产量44亿斤,比上年增长49%,人均收入 150元,比上年增长85%。一年 “大包干”,就结束了凤阳农民身背花鼓、四处行乞的历史,创造了奇迹。类似佳话,在安徽、四川等地到处都是。

鉴于错误思想对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太大,19802月下旬,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作出调整,批准汪东兴、纪登奎等辞去领导职务,胡耀邦任总书记,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组织路线作保证。同时,选调万里进京,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国家农委主任,主管农口工作。

当时,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反对包产到户,而且态度坚决。在有些省、地、县、公社领导中,同样有路线、方向之争,说包产到户“看产量喜人,看路线愁人”。有人不满地说:“难道集体不如单干?集体化、公社化就不灵了?”“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?”

对于这些情况,邓小平十分清楚。1980531日,他再次发表重要谈话说:“农村改革政策放宽以后,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,搞了包产到户,效果很好,变化很快。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‘大包干’,增产幅度很大。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,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‘大包干’,也是一年翻身,改变面貌。”“有的同志担心,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,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。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,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。”邓小平还特别强调:“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,这一点很重要。”“总的说来,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。”

这一期间,陈云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。他高兴地对万里说:“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。”

8月底,国务院领导班子再次调整。万里担任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。不久,中央决定在内部对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中的错误总结教训,清除农村工作“左”倾思想的影响。

9月14日至 22日,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在北京召开了省、区、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,专题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。此时,尽管人们对包产到户认识还有分歧,但阻力已大大减少。大家很快取得共识,形成了会议纪要。中央批准后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的通知,这就是著名的中发〔198075号文件。

75号文件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共写了12个问题,其中第六条专讲包产到户:“当前,在一部分省区,在干部和群众中,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(包括包干到户)的问题,引起了广泛的争论。为了有利于工作,有利于生产,从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。”“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苦落后地区,长期吃粮靠返销、生产靠贷款、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,因而要求包产到户,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,可以包产到户,也可以包干到户,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。”文件还指出:“实行包产到户,是联系群众,发展生产,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。”“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,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,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,因而并不可怕。”

1980年中国自然灾害频繁:长期低温,南涝北旱,冰雹冻害、病虫害不断。据统计,全国共有 4733万多公顷农田受灾,占播种面积的30%左右。

灾情如此严重,群众忧心,党和国家领导人操心。但因为这一年农村政策好,大灾之年全国粮食产量居然高达3.1822亿吨,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,家庭副业的优势也格外明显,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42.2%。

许多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,农业喜获丰收。内蒙古自治区当年有 7000多个长期吃返销粮的穷队,实现粮食自给。山东菏泽地区 1955年至 1977年共吃国家供应粮 25亿斤,而1980年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,交售粮食3.5亿斤。

那些包产到户搞得早的地方,如安徽、四川、甘肃等地,则出现了更喜人的气象。大灾之年的生产实践,为这一年包产到户大争论作了很好的总结,“早包早富,晚包晚富,不包不富”,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。

当然,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,并未完全停止。当时全国一度出现两种倾向:一是仍然坚持不准搞包产到户,二是有的硬要农民搞包产到户。两者都脱离实际,违背群众意愿,而且前者在少数领导中仍有市场。

中央农口也不例外,有人借口维护毛泽东倡导的 “农业学大寨”,继续或明或暗抵制包产到户。万里对此极为重视,1981311日,他在农业部党组会上点名批评,指出 “左”的思想“对我们的同志来说,不是有无之分,而是多少之分”。“我们有些人拿了工资,吃了饭,凭老经验,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。不行!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,去看看,否则思想很难统一。”

万里的讲话对农口的干部震动很大。事后,农口100多位干部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,转变思想。

为什么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斗争如此复杂激烈?一方面说明 “左”的观念影响相当大、相当深。但回过头去看看,中央文件本身确实存在一些模糊概念。于是在贯彻执行中,人们可以按不同观点各取所需。赞成者说:我们是贫困地区,中央文件允许了,我们可以大搞;中央文件说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,它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。反对者说:我们是一般地区,中央文件说不要搞;中央文件讲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,可见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……这些争论莫衷一是,耗时间,费精力,严重影响实际工作。

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,推动农村改革顺利开展,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在 75号文件的基础上,本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,有利于发展生产,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的原则,再搞一个文件。这个文件不仅要给包产到户以明确的说法,而且要进一步解决农村工作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。

万里作为主管农口工作的副总理,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。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,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,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。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写了一个初稿。为慎重起见,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,反复修改,几易其稿。文件共 25条,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,文字明确,有理有据,凡农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涉及。198110月,提交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,大家赞不绝口,顺利通过,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。

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同样表示满意。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,提议将会议纪要作为中共中央“一号文件”印发全党,以表示党中央对农村改革政策的重视和支持,大家热烈赞成。

1982年至1986年,每年新春伊始,农村问题在中央文件中都位居榜首,农村改革的政策不断放活,步伐不断迈大,路子不断放宽

1982年元旦,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“一号文件”——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》正式出台。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,文件明确指出:“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,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,专业承包联产计酬,联产到劳,包产到户、到组,包干到户、到组,等等,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。”

“一号文件”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正了名,为几年来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。

文件指出:“包干到户这种形式,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,经营方式起了变化,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、自负盈亏。但是,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,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……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,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。”它还指出:“认为包干到户就是 ‘土地还家’、平分集体财产、分田单干,这完全是一种误解。”

中央文件的威力是巨大的,它不仅统一了人们对包产到户的认识,而且还把农村、农民和农业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重要的位置,大大鼓舞了农村干部的干劲,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。过去,干部的走向是 “一工交,二财贸,三文教,死(四)也不到农口去报到”。如今农村工作成了中央“一号文件”的主旋律,农业成了令人尊敬、羡慕的产业,长期潜伏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性迸发出来,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。

1982年,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%,粮食比上年增长87%,农民收入比上年增15%。实践再次证明,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,中央文件顺乎民心,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。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,中央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。

1983年元旦,中央第二个“一号文件”——《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》出台。文件讲了14个问题,它比前一个“一号文件”又进了一步,不仅指出 “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”,而且高度赞扬 “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,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”。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,“准备好一批,改变一批”。此后,人民公社逐渐解体。

文件还就发展多种经营、商品生产和进行农业技术改造、农村建设等提出了新政策。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,以“包”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责任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一个 “包”字,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,把责权利联系起来,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,推动了生产的发展。这一年,中国农业再传捷报,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.5%,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5.1%,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14.7%,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、商品化、现代化发展。

1984年元旦,中央第三个“一号文件”——《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》出台。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,因此文件突出强调“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: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,提高生产力水平,发展商品生产,抓好商品流通”。文件还指出:“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,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。”

为消除农民怕政策改变的顾虑,文件特别宣布:“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,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的项目,如果树、林木、荒山、荒地等,承包期应该更长一些。”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,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、投资、投肥,加强农田基本建设,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。

但是,农村经济在向商品经济转化中,确实也存在种种不协调现象:农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消费的需要,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不高,品种不全,商品流通受阻,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,深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。

1985年元旦,第四个中央“一号文件”——《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》出台了。文件规定: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,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,进一步放宽山、林区政策,积极兴办乡村交通,放活农村金融,扩大城乡交流等等。因农产品短缺而在中国延续了3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,基本上取消了。这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,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。

这一年,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。农村和农业的状况大为改善。乡镇工业、建筑业、运输业、商业总产值增长37.4%,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.5%上升为42.3%;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%,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1.8%。

但是,由于中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,不少人开始出现盲目乐观,不少地方对“无农不稳,无工不富,无商不活”缺乏全面理解,重工轻农,重抓钱,轻抓粮,忽视农业生产,以致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大大减少,粮食产量下降7%,棉花产量下降33.7%。于是,有些人对农村政策开始说三道四,对包产到户持反对、怀疑态度者更借此责难。他们说:包产到户是强心针、兴奋剂,挖苦包产到户是“一年快,二年慢,三年就完蛋”。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农村中新出现的问题,中央特地将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召开,加紧研究新对策。

1986年元旦,亚投彩票首页登录:第五个中央“一号文件” ——《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》出台。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、消化、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,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。

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,重申:农村改革的方针、政策正确,成效显著。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,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,后退没有出路。同时,针对盲目乐观者指出: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,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,切实增加农业投入,依靠科技加强服务,推动农业经济持续、稳定、协调发展。

中央第五个“一号文件”下发后,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。这一年,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,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.5%,粮食总产量增长3.2%,棉花总产量也有所增长,农民人均收入增长6.7%。

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。中央五个“一号文件”记录了中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争论,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,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。它们在争论中诞生,又在争论中指导实践,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,使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。 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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